在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換擋進入中高速增長階段的當下，國內外唱衰中國，以及“中國崩潰論”的聲音不絕于耳，而對于中國經濟的前景，林毅夫教授一直是堅定的樂觀派。
他認為，中國經濟有后發優勢，有潛力維持自2008年之后的20年的8%左右的經濟增速；他認為，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兩個目標，不難實現；他認為，最晚到2022年，中國將從中等收入國家邁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這些觀點都是他對中國經濟樂觀的明證。
他曾在2008 年被任命為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負責發展經濟學高級副行長，也是擔此要職的發展中國家第一人；他曾拋出“新結構經濟學”，其觀點一度引發關于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爭論；他主張中國應繼續實施比較優勢發展戰略，利用較低成本引入先進技術，快速積累資本，再實現產業升級；他認為國有企業改革是繼續保持經濟高速發展的關鍵，改革國有企業才能給民營經濟提供更公平的競爭環境……
2014年9月20日下午，應青島市委宣傳部、青島出版集團等主辦，商周刊社承辦的“藍色青島大講堂”之邀，林毅夫教授在青島奧帆中心劇場作了題為《從全球看未來中國》的專題演講。這是今年“藍色青島大講堂”開講的第五期，也是繼上個月邀請到吳敬璉老先生之后，“藍色青島大講堂”力邀而來的又一位知名經濟學家。
在兩個多小時的演講里，林毅夫著重解答了人們對于中國經濟是否還能維持像過去35年那樣快速發展的疑慮。他認為，應該從全球經濟的視角來看待未來的中國。
本刊就此次演講的內容進行了整理，力求還原一個更有條理、更準確、更完整的表述。
改革開放對世界經濟做出了巨大貢獻
1979年改革開放的時候，我國是世界上最貧窮、最弱的國家之一。在衡量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上，1979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僅是撒哈拉沙漠以南、世界上最窮的非洲國家平均數的1/3，按照當時的計算，我國為185美元/年，非洲國家是400美元/年。
35年之后，我國每年的平均經濟增長速度為9.8%，2013年的人均收入為6700美元，是現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國家平均數的近5倍。2009年，我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根據世界銀行的預測，到今年年底，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我國將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改革開放使我國從一個內向型經濟國家變成了世界工廠。如果按照進出口貿易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我國已經是一個最開放的國家。1979年，進出口占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還不到10%，現在已近50%，美國不到30%，日本是28%。在快速的開放過程中，我國進口每年的增長速度超過16.3%。2010年，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2013年，進出口總量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
從改革開放到現在，按照世界上一天1.25美元的貧困線標準計算，從1978年到現在，我國共有6.8億人擺脫貧困。如果扣掉中國的貢獻，全世界貧困人口不僅沒減少，反而還在增加。這就是為什么在2008年，我能有機會到世界銀行去做首席經濟學家和主管發展經濟研究的副行長。過去，這個職位一直是由發達國家的著名經濟學家來擔任，在國際上它也被認為是經濟學家在世界上的最高職位，我是第一個來自發展中國家擔任這一職位的人，我認為主要原因是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對世界減貧事業所做的貢獻。
快速的改革開放，除了提高了國內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對世界經濟做出了巨大貢獻，最明顯的標志是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東亞地區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全世界發展最好的地區。1997年的金融危機，對東亞經濟產生了崩潰性的影響。很過國外評論家都認為，東亞經濟可能需要十年或者更長的時間才能緩過來。當時的中國，人民幣沒有貶值，這給東亞經濟體提供了安定，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也同時在拉動著其他地區經濟的復蘇。所以，到2000年，東亞經濟就普遍開始復蘇，恢復了過去的增長態勢。
此外是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這被認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最嚴重的一次國際金融危機。其與1929年美國經濟危機的情形非常相似，后者導致了上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我國自2008年底開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使得經濟在2009年第一季度就開始復蘇，并帶動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在第二季度也開始復蘇，發達國家則是在這一年的下半年開始有所復蘇。
世界經濟呈現雙軌復蘇的態勢
近兩年，大家會在國內外報紙上看到很多討論“中國崩潰論”的文章。討論認為，過去中國經濟發展很好，但也有很多體制機制問題，這些矛盾導致中國經濟現在開始慢下來，而慢下來之后，各種矛盾和沖突開始爆發，從而造成中國經濟的崩潰。
中國經濟是不是能維持過去改革開放30多年的快速發展，還是如媒體所言可能會崩潰呢？
我國已經是世界第一大貿易國，與世界經濟的關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要看清和把握好自身的經濟走勢和問題，就需要聯系整個國際的經濟形勢。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要比1929年美國股票市場崩盤之后造成的影響還要大，因為當時發達國家股票市場普遍下跌超過40%，發展中國家下跌超過50%，國際貿易萎縮超過一半，各個國家的失業率大幅度增加。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是發展非常好的經濟體，但在2008年到2009年初，沿海地區也出現了2000多萬人的失業。在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后，經濟才開始復蘇。2009年，經濟增長9.2%，2010年為10.4%，2011年為9.2%。其他經濟體的復蘇也很快，比如“金磚國家”中印度2012年的增長高達9.1%，巴西2011年的增長為9%。
發展中經濟體復蘇很快，發達經濟體復蘇緩慢，世界經濟呈現雙軌復蘇的態勢。所以，有報道說歐美等發達經濟體發展勢頭比較好，發展中經濟體比較差，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
離2008年的金融危機已經過去了6年，但發達國家依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危機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并沒有完全復蘇。以美國為例，美國要維持的長期增長率是3%，但去年的經濟增長率只有1.9%，預計2014年的增長率是2.1%，距離長期增長目標還有一定距離。根據世界銀行的預測，美國要到2016年才能恢復到3%的增長。
過去，美國經濟在危機之后，通常會有一個較大反彈，會比長期的3%的增長高一倍以上，達到7%或8%的增幅。因為危機爆發后，失業增加，收入減少，很多家庭的汽車癱瘓，房子該修的不修。而復蘇以后，就業增加，人們會大量購買之前應該購買的大宗消費品，消費和投資都會加速。但是現在，即使到2016年，美國也不太可能會出現過去那種危機過后的增長反彈。
媒體報道，美國現在的失業率已經降到了6.3%，相比于危機之前的情形，好像已經恢復了，但這只是統計意義上的失業率。在美國，勞動者如果要就業，會有一個月的時間去勞動力市場找工作，這樣的勞動力被定義為退出勞動力市場，并不在失業統計中。所以，要了解美國的就業狀況，更好的參考指標是勞動參與率。跟危機之前相比，美國的勞動參與率下跌了3個百分點，也就意味著3%的18歲到65歲的適齡勞動人口在過去是參加就業的，而現在是失業的。所以，如果把勞動參與率下跌的3個百分點也算作失業率的話，美國的失業率現在依然在10%。美國如此，歐洲國家也是如此。
2012年，歐洲國家的經濟出現了第二次負增長，為-0.6%，2013年為-0.4%。根據去年年底的預測，今年有可能達到1.1%，但今年上半年的恢復狀況并不理想，因此今年歐元區的經濟增速很可能仍低于1%，在0—1%之間。就失業率而言，希臘、西班牙、葡萄牙等發生主權債務危機的國家，失業率高達25%，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更是超過了50%。此外，北歐國家和法國等國的失業率也在10%以上。所以，歐洲國家仍處在危機的影響之中。
日本自1991年的泡沫經濟破滅后，已經持續了20多年的經濟疲軟，被稱為“遺失的20年”。2012年底，安倍上臺，推行安倍經濟學。當年日本的經濟增長率為1.4%，2013年為1.5%，今年可能只有1.3%，不但沒有復蘇，反而可能下滑。
上述世界發達經濟體的國內生產總值占了全世界的50%左右，日本距離危機已經過去了20多年，美國和歐洲國家也已經6年，但仍難以恢復。原因在于這些國家的經濟層面有很多結構性問題，這些問題如果不能通過改革得以解決，經濟就很難恢復原有的競爭力，很難恢復正增長。
發達國家的結構性改革之難
對于這些發達國家而言，最主要的結構性改革主要是降低工資、降低福利、金融機構去杠桿、政府機構減少赤字等。工資和福利降低以后，生產成本就降低了，競爭力自然就增強了。金融機構如果杠桿率低，抵御風險的能力就高，如果政府赤字少，就可以進行短周期的財政政策的刺激和干預。所以，結構性改革對于恢復上述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和競爭力，應該是有效的。
結構性改革如此重要，但為什么這些國家不進行結構性改革呢？因為這些舉措在短期是有風險的，降低工資和福利就意味著消費的減少，金融機構輕杠桿率就意味著貸款的減少，其所支持的消費和投資也會相應地減少，減少財政赤字的結果也是如此。所以，假如推行這些結構性改革，短期之內，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會進一步下滑，失業率會進一步上升。
在危機過后，發達國家的失業率一直處在歷史高位，在這種境遇下，政府如果推行上述對經濟長期發展有效的措施，就會導致短期失業率增加，進而造成社會的動蕩和不安、群體性的抗議，以及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所以，政府難以下定決心。
這種狀況并不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后才出現的矛盾，歷史上很多國家和地區都發生過金融危機，但它通常發生在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當它們發生經濟危機時，一般都會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去請求給予援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通常會為它們開出三個藥方：一是進行結構性改革，以提升國家的競爭力，但這會增加失業率和降低增長率。二是讓這些國家的貨幣貶值。因為貨幣貶值，出口競爭力就會增加，以其創造的收益來對沖結構性改革的收縮帶來的失業，也就是用貨幣貶值來創造結構性改革。三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會給這些國家一筆援助，以幫助其渡過難關。
但是目前發生主權債務危機的國家，比如希臘、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都在歐元區，它們沒有自己的貨幣，所以也就無法依靠貶值來為結構性改革創造空間。理論上，歐元可以整體貶值，貶值以后，這些國家的出口會增加，可以為改革創造空間。但此次危機發生在所有的發達國家和地區，它們的發展水平很高，產業結構和出口結構也相對較高，而且歐洲產品與美國和日本的產品，是處于競爭態勢的。所以，歐元區出口增加，替代的是美國產品，會增加美國的失業，美國當然不會愿意。
如果歐元區想通過貨幣貶值來創造出口市場，美國也同樣可以采取措施，讓美元貶值，這就會出現競爭性貶值。以此類推，日本也是一樣。所以，目前狀況下，發達國家就無法為其結構性改革提供增長的可能性。
不進行結構性改革，整個經濟就不會轉型，發達國家也許會步日本的后塵，危機的后遺癥也許就會延續10年或更長時間。
寬松的貨幣政策是結構性改革的前提
不進行結構性改革，這些發達國家的經濟會非常疲軟，失業率居高不下。但它們又有著比較好的失業保障體系，政府會為失業人員提供失業保障，政府的社會性支出則會增加。在經濟增速緩慢的條件下，政府的財政稅收也會放緩，但社會性支出在增大，所以政府的負債就會積累得很快。
日本在1991年危機爆發后的負債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是60%，這在發達國家屬于比較低的水平，但現在日本政府積累的負債，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高達240%，已經在全世界居于最高位置。
現在，發達國家的普遍負債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已經高于100%，如果不能進行真正的結構性改革，未來可能將從100%變成130%、150%，甚至200%。政府負債快速增長，其中央銀行為了降低政府新債還舊債，還本付息，就會把利率維持在較低水平。要大幅降低利率，就必須推行寬松的貨幣政策，這正是結構性改革的前提。
貨幣寬松，利率水平就會降低，這會鼓勵金融家進行短期的投機，首先就會把國內的股票市場炒高。以美國為例，2008年危機之前，紐約股票市場道瓊斯指數是13000點，現在美國實體經濟還沒有恢復，但是道瓊斯指數已經達到17000點，比2008年危機之前高了4000點。美國實體經濟、股票市場在2008年就已經有泡沫，如今實體經濟沒有恢復，價格指數這么高，就代表貸款泡沫更大，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導致股票市場價格大起大落。
華爾街的金融家將其稱之為“新常態”，意思是說美國經濟增長，失業率會增高，在股票市場投資的平均回報率會降低，而且風險會很高。
在貨幣寬松時期，除了會帶來國內市場上大量的投機行為，還會導致大量資金流入到國際市場，首先會流入到國際大宗商品市場，比如黃金、石油等。價格炒高以后，就會帶來大的泡沫。同樣，也經不起任何風吹草動。
去年國際黃金價格之所以會大跌，誘發因素就是地中海上的小島國塞浦路斯。該國政府國債到期無法償還，于是只能通過中央銀行賣黃金來償還，但該國并沒有太多的黃金儲備，所以這個信息就誘發了國際黃金價格的下跌。這正是因為國際市場的黃金價格已經很高，很容易回落，當然其中也存在大漲的可能。
除了造成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起落，國際市場上成本非常低的資金也會流入到實體經濟比較好的新興市場中，特別是對資本賬戶缺少管制的市場。這些資金基本都是投機性的、短期的，所以通常會流入到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造成房地產泡沫或股市泡沫。
大量資金的流入會導致國家貨幣升值，出口競爭力下降，引發出口減少，失業增加，經濟放緩。如果實體經濟不好，房地產有泡沫，等到失業增加，經濟放緩，面對國際挑戰，大量資金就會流出，從而導致房地產和股市泡沫的破滅。所以，國際資金價格的大進大出，會給新興市場經濟體在宏觀管理上帶來巨大的調整和困難。
相對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我國所受的影響要小一些。原因在于，我國的資本市場還沒有完全開放，而且有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不會出現貨幣危險。但是我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貿易國，受世界經濟的整體影響變大。所以，占世界經濟總量近一半的發達國家經濟的長期疲軟，必然會對我國經濟產生影響。
經濟增速下滑的最主要原因是周期性
我國經濟在過去30多年創造的高速增長，是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跡，在人類經濟史上也是不曾有過的。
“中國崩潰論”的說法，究其原因，在于自2010年第一季度開始，我國經濟增速接連下滑，到今年上半年，已經持續了18個季度。今年第一季度，我國經濟增速為7.4%，第二季度為7.5%，第三季度應該還會持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還從來沒有如此長時間的下滑。
國外評論家認為，我國經濟增速下滑是因為體制機制的原因，是經濟增長模式的不可持續導致的，而且體制機制改革很難推進，短期也無法見效，所以中國經濟增長繼續下滑可能會導致積累的問題和矛盾的總爆發。
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和處于轉型期的國家，中國的確存在體制機制問題，但對癥才能下藥，2010年之后的經濟增速下滑，是體制機制原因，還是外部其他原因造成的，尚未有定論，還有待研究。
我認為，這一階段下滑最主要的原因是周期性。放眼世界，在我國經濟增速下滑的這四年，與我國同等發展速度的其他“金磚國家”中，印度2010年的增速是10.1%，2011年是7%，2012年為5.3%，2013年為4.9%。同一時期，巴西的增速則分別為7.5%、2.7%、0.9%、2.3%。所以，不能得出中國經濟體制機制問題導致增速下滑，從而把印度和巴西也拉下水的結論。
這一時期，諸如新加坡等一些高收入、高表現的經濟體也在大幅下滑。許多國家在同一段時間里面對同樣的困境，勢必會存有共同的原因和問題。
在出口、投資和消費這“三駕馬車”里，很多國家因為尚未走出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出口增長緩慢，第一駕馬車跑慢了；危機之后，所有國家應對危機的第一個政策是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找項目去投資，如今這些項目大部分都建成了，如果沒有新的項目可投，投資這駕馬車也會跑慢；雖然我國去年消費增長達9%，維持了7.7%的經濟增速，但其他國家的消費增長比我國慢，幾乎都跌到了5%以下，消費這駕馬車也跑慢了。所以，我認為此輪經濟增速的下滑，是國際的外部性、周期性因素造成的，并不是因為體制機制問題。
此種狀況，應該如何應對？發達國家很難推行結構性改革，所以也就很難恢復到危機之前3%的平均增長。出口已經不太可能會像過去15%或16%那樣增長，未來的增長只能依靠內需來拉動投資和消費。
過去講，中國以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不可持續，應該改成以消費拉動經濟增長，必須把以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改成以消費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我認為，消費很難拉動經濟增長。因為，消費是經濟增長的目的，賺錢是為了過好日子，過好日子要消費。消費增長的前提是收入增長，如果收入不增長，最初的消費就要靠儲蓄，儲蓄用光后就得借貸，借貸后要還錢，沒錢就得破產，個人和國家都是如此?，F在發生危機的國家，普遍是由發債造成的，這是前車之鑒。
消費增長的前提是收入增長，而收入增長靠的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后者則依靠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它們都需要投資。投資短期創造的是需求，能帶來增長和就業。投資之后，生產力水平提高了，交易成本下降了，收入就會增長。收入增長后，部分可用于投資，部分可用來增加消費，投資和消費的增長也才會變得可持續，經濟增長才會可持續。
當然，依靠投資讓經濟增長變得可持續，還需要一個前提條件，就是這些投資必須是有效投資。所謂有效，就是投好的項目，可以提高技術水平、產業水平，可以改善交通和基礎設施。如果是無效投資，就不能提高生產率，經濟增長也就不可持續。
好的投資機會依然非常多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一直在依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投資所占的比重很大。很多人有疑問：經過30多年的投資和發展，還有沒有好的投資機會？如果沒有了，就不應該依靠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
我覺得，好的投資機會還有很多。但更要看到，我國還是中等收入國家，去年的人均收入只有6700美元，而美國是5.1萬美元，德國是4.5萬美元，日本是3.8萬美元，韓國是3.6萬美元，收入水平遠高于我國。收入水平高，也代表著整個產業水平高，差距明顯。目前，我國每年要從國外進口大量技術含量高的產品，所以，在產業升級和技術轉型的當下，好的投資機會依然非常多。
此外，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投資機會也很多。過去，基礎設施建設大都是連接一個城市和另一個城市、一個地區和另一個地區，比如高速公路、高速鐵路、港口、飛機場等，但城市內部的基礎設施建設不足。比如青島這樣一個人口800多萬的城市，目前還沒有地鐵，還在建。此外，像北京等城市，地下管道遠不能滿足城市需要，一場大雨都可以淹死人。所以，城市內部的基礎設施還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這都是很好的投資機會。
還有環境和城市化。這些年的經濟發展給環境造成了極大破壞，環境的改善并不等于把工廠都關了，而是要投資改善環境。發達國家的城市化在90%左右，而我國的城市化水平約為52%，還有30%—40%的空間，城市化也要投資。
目前，發達國家經濟疲軟，如果能夠找到好的有效的投資，可以促進就業，但是，發達國家的產業水平已是世界前沿水平，基礎設施該有的都有了，非常完善，也基本不存在霧霾等污染問題，而且它們的城市化基本完成了。所以，當發達國家出現經濟下滑和疲軟的時候，很難找到好的投資機會。但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依然有很多好的投資機會，這正是中國跟它們的最大差別。
有好的投資機會，還要有充足的資金。我國政府負債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不到50%，屬于全世界最低水平。必要時，政府可以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對基礎設施等項目進行投資。民間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接近50%，是最高水平。對于投資來說，不僅政府要有錢，企業要有錢，民間也要有錢，而且投資必然要引進機器設備、原材料等，這要有充足的外匯儲備。我國外匯儲備高達4萬億美元，也是全世界最高的。
有些發展中國家也有很多很好的投資機會，但是在面臨周期性下滑時，政府因為負債會增高，很難用一些必要的刺激政策。不僅政府沒錢，民間儲蓄也一樣，所以很難用政府的錢去撬動民間的錢。此外，如果外匯儲備不足，即使國內有錢，愿意投資，也無法進入市場。所以，就上述方面來看，即使外部環境相對不好，我國也應該有條件來維持7%左右的增長目標。
地方債務不會引起系統性風險
關于政府財政狀況，很多人都會提到地方負債，擔心過多的地方負債會變成另外一個危機。
去年，國家審計署對各地的負債做了一個審計，計算得出，目前中央和地方總的負債是20.7萬億元，其中中央政府是9.8萬億元，地方政府是10.9萬億元。此外，還有一些地方投資平臺，雖然它們不在政府債務表上，但因為是政府的訂單，也算政府債務。這其中，中央政府是2.6萬億元，地方政府是9.8萬億元，共12.4萬億元。
人們普遍擔心的是地方政府的債務，地方直接負債10.9萬億元，通過地方國資平臺，擔保7萬億元，總計17.9萬億元。7萬億元中，需要地方政府償還的，一般在14.6%，也就是約1.02萬億元。10.9萬億元加1.02萬億元，總共是11.92萬億元，這占了國內生產總值約20.9%，總體水平是比較低的。
關于我國地方政府的債務，跟國外政府債務有兩點大的不同。一方面，國外政府債務通常是消費性的，是作為社會福利的支出，而我國地方政府債務主要用在基礎設施和工程項目等建設上，它們都有資產，而且這些資產通常都有回報。比如建高速公路、機場、港口等，都是有收益的。如果地方政府無法償還，就會出現債務重組，這跟國外的消費性有很大的不同。
另一方面，我國的債務是內債，都是人民幣債務，而國外真正出現問題的都是外債。對于內債，如果無法償還，中央銀行可以多印鈔票。比如南歐國家像西班牙，負債很高，就出現了債務危機。事實上，西班牙政府的負債要比英國政府的負債水平低，但為什么英國不會出現主權債務危機呢？因為英國用的是英鎊，英國的中央銀行可以印鈔票。所以，政府發債，但由中央銀行來把控。而歐洲央行不給西班牙錢還債，西班牙就會遭遇危機。
當下，我們需要關心地方政府的債務，但是不用擔心它會引起系統性風險。
目前，地方債務的主要問題是期限錯配。投資的基礎設施項目一般是長期項目，需要30年、40年、50年回收。但地方政府通常跟銀行或影子銀行借錢，是短期債務，一般最長是3年，很多只有1年。這也就意味著需要30年或50年來回收的項目，卻需要在兩三年內把錢還清。
過去說短債長投，意味著銀行貸款馬上就會出現期限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我認為最好的方法，是改變現在的預算法。過去不允許地方政府發債，地方政府的預算要與收支平衡。事實上，地方政府投資建設這些長期的基礎設施項目，最好的方式就是發放地方城市建設公債。
以前是地方政府不能發債，只有中央政府可以發債，中央政府可以代地方政府發債，但規模都非常小。其實，應該允許地方政府根據經濟發展的態勢和基礎設施建設的需要，來發行地方城市建設公債。這個業界已經倡議了很多年，欣喜的是，日前國務院已經通過，允許省級政府發債，但還沒有下放到諸如青島等副省級城市。
中國保有發展的后發優勢
當下經濟增速下滑，主要是由于國際性的綜合狀況不好，是周期性的。但我國內部的綜合條件非常好，所以經濟增長達到今年年初制定的7.5%的目標是完全有可能的。
就長期而言，最近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我國會進入一個新常態。那么在新常態的狀況下，經濟增速應該多高，是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有觀點認為，我國已經持續了35年9.8%的經濟增長，而創造過東亞奇跡的國家經濟體通常在20年里完成8%—10%的高速增長之后，經濟增速會降至7%、6%或5%。所以，有人認為中國經濟增長會降至7%以下，甚至6%。
我覺得，對于這個問題，首先應該了解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國經濟發展快的根本原因。經濟快速增長，就是人均收入增長，勞動力生產水平提高，技術升級，產業轉型。
發達國家長期以來的平均增長速度是3%，而中國改革開放以后是9.8%，最大的差異是什么？發達國家工業革命以后，技術和產業大都在世界最高水平，它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靠的是自己的發明，而發明新技術和新產品，投入很大，風險也很大。實踐證明，它只維持著3%的平均增長。而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不管是技術創新，還是產業升級，都有很多外部因素可以參考、借鑒和引進，技術創新的成本和風險要小很多。成本和風險小了，所以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速度就可以比發達國家更快，經濟的快速增長也是必然的。
以青島為例，青島這些年發展的產業，大部分是技術發展，自己研發的很少，通常是在別人的基礎上研發的?？扛l達國家的技術差距來加速經濟增長的可能性，在經濟學上叫后發優勢，或者叫后來者優勢。
后發優勢，我國已經用了35年，現在是否還仍然存在？我覺得，不在于優勢還有多大，還存不存在，而在于如何來衡量這個優勢。
一個比較好的指標是，看一國的平均勞動生產率水平、平均收入水平、平均技術水平和產業水平跟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差距有多大，它們代表著一個國家的平均技術和平均產值。
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新的數據，是2008年的數據。數據顯示，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2008年，我國人均收入水平是美國的21%。這相當于日本在1951年與美國的差距，相當于1967年的新加坡、 1975年的中國臺灣、1977年的韓國。
日本自1951年開始，維持了長達20年、每年9.2%的增長；新加坡自1967年之后的20年里，每年增長8.6%；中國臺灣自1975年至1995年，每年增長8.3%；韓國從1977年到1997年，每年增長7.6%。這些東亞經濟體，正是利用跟發達國家的產業優勢和后發優勢，維持了20年、每年7.6%—9.2%的增長。我國利用發達國家的后發優勢是從2008年開始的，所以也應該會有20年，每年8%左右的增長潛力。就后發優勢而言，是有可能達到的。
潛力的實現是需要條件的。就國內而言，應該維持社會穩定，沒有穩定的社會，就不可能很好地發展經濟。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必須按照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技術，只有這樣才能形成競爭優勢，才能把產業建立起來，并保有競爭優勢。
在競爭優勢的基礎上，通過占領國內國際市場，從而創造剩余，積累資本，產業升級。當然，這也離不開國際環境，因為生產的產品要賣得出去，進入國際市場。如果國內國際的優勢條件都滿足，20年每年8%的增長是有可能的。外部條件無法掌握，未來5到10年可能仍是相對疲軟的。但國內可以掌握，那就是維持社會穩定，發展比較優勢。
漸進的雙軌制加劇了收入分配不公
目前，影響社會和諧穩定的因素，主要是收入分配不公、腐敗、環境污染等問題。改革開放帶來的高速增長，使得全國各地不論城市還是農村，跟過去相比，都有了很大改善。但是當下，不論是城市還是農村，不滿情緒都非常多。主要就在于，在收入增長的時候，分配不公。每個人不僅對比過去，也對比周邊，“不患寡而患不均”，加上腐敗嚴重，人們甚至對體制有所不滿，進而影響到社會穩定。
收入分配不公，致使中低收入階層不滿情緒強烈。而對于環境污染等問題，則會引發高收入人群的不滿情緒。所以，不論是低收入、中等收入，還是高收入群體，大家都有不滿的時候，社會就開始不和諧。
在經濟快速增長的時期，之所以會有如此多的收入分配不公問題，主要與改革開放采取的方式有關。我國改革開放走的是漸進的雙軌制，而不是上世紀80、90年代西方改革必須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的華盛頓改革方式。漸進的雙軌改革，提倡“老人老辦法”，對原本在計劃經濟時代建立起來的資本密集型的大型國企給予一些必要的支持。在傳統體制下，這樣做的好處是，把一些需要的企業保留了下來，新企業則可以利用比較優勢形成競爭優勢和后發優勢。
任何事情都有代價。這種改革方式的代價，就是造成了收入分配不公。原本受保護的那些資本密集型的大型國企，經過三四十年的發展，很多轉成了民營企業。在我國，金融以大銀行和股票市場為主，也只有大型企業才能夠獲得資金支持，農戶、中型企業和小微企業都很難從銀行借錢。那些從銀行和股票市場得到資金支持的大型企業，不僅能夠得到服務，實際上得到的資金價值要比當時市場的更低。農戶和中小企業不僅得不到服務，窮人把錢存到銀行，還得不到應有的回報。所以，窮人的錢被拿去補貼給了富人做投資經營，收入差距越來越大。
有租金，就會有尋租行為。股票上市要受到政府的干預，因此很多人就會去行賄政府，有人行賄就有人受賄，腐敗也就產生了。
不只是金融領域，煤礦、石油、鐵礦等資源領域也是如此。這些資源都是國有的，開采權是政府批的。1983年以后，企業進入其中，但那時候賣價很低。1993年后，賣價非常高，但資源稅費還是很低，其中就有很大的租金落差。如今，民營企業進去，要想取得采礦權，就得申請。一個礦可能值幾十億元、上百億元，但取得采礦權可能只需要幾千萬元。一方面，拿到采礦權的人馬上就變成了億萬富翁；另一方面，他肯定會賄賂政府官員，這也是為什么最近山西出了那么多腐敗案件。此外在電信等壟斷行業，也存在這樣的問題。
改革開放后，收入分配不公與腐敗現象嚴重有關，根子是壟斷。解決這一問題，除了要加強治理，更重要的是把雙軌制遺留的問題消除掉。
開放初期，資金短缺，所以對當時有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型企業給予補貼，這是雪中送炭。如今，我國已經是一個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所以之前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也都已經有了比較優勢，比如汽車產業。
汽車產業在上世紀80、90年代是不符合比較優勢的，所以沒有保護和補貼。如今，我國已經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車生產國，每年生產汽車2000多萬輛，200多萬輛出口，已經具備了比較優勢。所以，這時候再保護和補貼，就從雪中送炭變成了錦上添花。再比如大型裝備產業，也是資本密集型，過去同樣不符合比較優勢，而現在對其補貼，也是錦上添花。
企業當然希望補貼越多越好，但從社會角度而言，卻可能會造成許多問題。對于極少數資本和技術都非常密集的產業，政府需要給予補貼，但最好的方式應是財政直接撥款。而對于其他產業，政府應該把租金交出去，不應該用低收入人群的錢來補貼高收入人群，收入差距也就不會像現在越拉越大。
2020年的發展目標不難實現
黨的十八大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因此，價格就應該由市場供需來決定，各種價格的干預就應該消除。如果消除不掉，對于引發的腐敗問題，就應從根源上治理。
對于環境問題，當前還不能完全消除掉。因為經濟發展一般是從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最后進入服務業。農業社會時期，環境很好。進入到工業社會后，環境開始出現問題，制造業帶來了大量的排放和污染物。進入服務業之后，收入提高了，治理污染的能力也增強了。經濟發展中，總難免先污染后改善。所以，對比發達國家的發展水平，我國還處于制造業階段，對于環境問題，還無法完全消除。
在過去，英國、美國、德國等國都曾經歷過制造業階段的環境污染。新的工業化時期，日本和英國等國的污染也很嚴重?，F在，我們相信可以改善，是因為現在的技術比過去更先進、更完善。
各個地方在發展經濟的時候，在執行環保標準上并不是很難，一般新的技術和環保設備，必須達到標準才能開工。但有了這些技術和設備之后，能不能執行卻另當別論。
有時候去企業考察，在車還沒到工廠時，就遠遠看到工廠冒著黑煙，但當車快到工廠時，煙就沒了。企業會說，環保設備都是德國的、瑞士的，非常先進。但車子離開一兩公里的距離后，工廠的黑煙就又開始冒了。原因就在于，這些環保設備的使用，會增加企業的運營成本。如果環保執行不嚴格，他們就不用，這是很多企業的心態。
環保執行是地方政府的責任。A地執行，B地不執行，A地的發展就會受到影響，企業的效益也不會高，還會影響未來的招商引資。所以，地方有環保標準，但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不執行。要想解決，可以把各地的省長和書記找來，告訴他們過去沒有執行不再追究，但從今天開始必須執行，否則就追究責任。這樣做的話，雖然不能承諾都不污染，但應該會比現在的情況好。
當進入高收入水平，產業結構逐漸從制造業為主走向服務業為主，服務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80%左右，環境就會改善很多。
十八大提出，在2020年要實現兩個發展目標：一是國內生產總值要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二是城鄉居民收入在2010年基礎上翻一番。
一般而言，國內生產總值在10年內翻一番，那么平均經濟增速要達到7.2%。2011年的增速是9.2%，2012年是7.8%，2013年是7.7%，前三年增長較快，后幾年增長會慢一點。所以，要實現國內生產總值翻一番的目標，2014年至2020年的平均增速達到6.8%即可。
要實現城鄉居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標，就要在未來的7年時間里，平均增速達到7.3%。我們有8%的增長潛力，投資機會多，國內資源豐富，所以要實現這一目標的可能性也非常大。
7.3%是一個點目標，固定在一個區間要比固定在一個點的可能性大。我認為，7%—7.5%是一個合理區間，這個增長目標不難實現。所以，十八大提出的兩個發展目標也會實現。
2011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是4400美元，到2020年翻一番是8800美元。如果維持7%的增速，是非?？斓模谶@種狀況下，人民幣可能會繼續升值。所以，到202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可能會達到12700美元的高收入國家水平。我覺得，這一目標是能實現的，最晚到2022年。這意味著我國將從中等收入國家進入到高收入國家，這將會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而我們都將是親歷者。
（本刊記者宋鑫陶根據林毅夫在“藍色青島大講堂”的演講錄音整理，未經本人審閱。）
（本文首發于《商周刊》2014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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